一国地方政府的国际法律责任
作为一国的地方政府，包括发达国家的的方政府在内，都应严格遵守国际公法，格守国际准则，不对其它国家与城市指手画脚。但伦敦金融城政府在发布GFCI指数一事上，无疑是踩上了红线。
按照现行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具有编制和发布国际指数主体资格的组织或机构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如“航运交易所及航运指数（SCR）”就是由联合国贸易发铺局（会）编制发布的。
第二类是全球性的行业协会，如世界证券交易所协会（WFE）、国际期货业协会（FIA）、国际机场协会（ACI）等。如“世界顶级期货交易所指数（TDE）”就是由国际期货业协会编制发布的。
第三类是咨询研究机构及国际交易中心，如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银行家杂志、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爱尔法航运咨询公司、日内瓦协会（国际保险经济学研究会）、航运物流经济研究所等。如“全球城市指数（GCI）”就是由柯尔尼咨询公司编制发布的。
其中前二类发布机构对指数评价对象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第三类则不具有约束力,提供全方位的热卷板信息介绍，更多属于市场行为，所编制的指数更多是作为咨询产品的性质出现。而且所有上述这三类组织或机构在编制的指数中，都必须遵守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国际法通则。
这是因为，既是国际指数，必然会涉及对一系列国家及这些国家所属的城市省区在某些特定领域中的状态作出评价或排名。在编制过程中，除了客观类指标外，去去还不可避免的涉及若干主观类指标，即需要加入编制者主观判断的评价；即使客观类指标，也绝大多数场合下会涉及在整个评价计分系统中的权重。
伦敦金融城指数报告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伦敦金融城”政府的名称和徽章；虽然委托Z/Yen Group撰写，却是以“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名义向世界发布；伦敦金融城政府的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书写前言并印在GFCI报告首页，伦敦金融城市长出马带队宣讲（如曾到上海浦东宣讲等）。
自2009年9月上海浦东“全球国际金融航运双中央竞争力指数（GDCI）”发布后，在伦敦金融城指数第6期上，伦敦金融城政府官员的前言突然消失了。不知是因为伦敦金融城政府太繁忙，还是心虚。但以为这样就能掩饰过去，未免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作为一国地方政府，你有什么资格对其它国家的城市竞争力说三道四，妄加评点呢？
如在前文中曾提及的，在2009年3月发布的伦敦金融城指数第5期上，将上海排于第35位，上海国际金融中央竞争力名次竟还遥遥不如男人岛（（Isle of Man），这不仅不符合客观现实，还伤害了广大上海市民的感情。按照现行的国际法通则，这种行为应属“国际不法行为”。
对“国际不法行为”应承担责任是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2001年联合国大会第56届会议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对此作出明确的界定。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就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三）项规定之“各文明国家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不法行为的性质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故意或过失”。不论国际不法行为是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条件下发生，该行为归责的国家必须承担相应国家责任。
国家行为是通过其代表实施而体现，成为可证明的客观事件。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是只有国家政府的机关或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行为才可归于国家”。《国家责任条款》第4条2款规定：“机关包括依该国海内法具有此种地位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也是在2009年9月上海浦东“全球国际金融航运双中央竞争力指数（GDCI）”发布后的在伦敦金融城指数第6期上,至少能支付一半买房支出，将上海与男人岛的排名倒了个过。2009年3月发布的GFCI第5期上，男人岛是第18名，上海只有35名；半年过后的第6期上，上海一跃成为第10名，而男人岛下降为第25名。这鸣人怎么观都有点欲盖弥彰的模样，不过先别高兴，也许适得其反，为伦敦金融城政府举证带来了难度。
作为中国上海的市民，有权要求作为他国一个的方政府的伦敦金融城政府举证证明它在第5期指数中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排名于男人岛之后的证据。而同一年内作出的第6期排名，不正在一定意义上打了伦敦金融城政府自己一记耳光吗？
不要小观了这种排名，排名背后是对国际金融中心发铺模式的评价。陈昕先生&ldquo,提供全方位的混合器信息介绍;在法兰克福奏响‘中国模式’的乐章”（“文汇报”2009年11月22日）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华盛顿共识&rsquo,提供全方位的frp grating信息介绍;要求发铺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了20年”。
传统的主权绝对豁免作为习惯国际法仍旧具有普遍拘束力，但一国地方政府不在此例,提供全方位的超声波缝合机信息介绍。伦敦金融城政府对上述国际不法行为应承当国际法律责任。